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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數據思維破解電信詐騙犯罪查處難題

时间:2022-04-28     

  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打擊治理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工作。近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加強打擊治理電信網絡詐騙違法犯罪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對加強打擊治理電信網絡詐騙違法犯罪工作作出安排部署。

電信網絡詐騙具有技術含量高、時空跨度大、波及人數多、手段隱蔽、花樣翻新、欺騙性強等特點,標本兼治、多措并舉是治理之道!兑庖姟芬髲娀夹g反制,建立對涉詐網站、APP及詐騙電話、詐騙短消息的處置機制;強化預警勸阻,不斷提升預警信息監測發現能力,及時發現潛在受害群眾,采取勸阻措施。

讓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是我們黨的初心使命和根本宗旨。唯有打防結合、多措并舉、綜合治理,才能遏制電信網絡詐騙的高發態勢,守護好廣大人民群眾的“錢袋子”。

開展反詐、防詐宣傳教育也應以大數據偵查的角度進行。犯罪分子依托大數據技術收集了海量信息,經數據分析后明確掌握了潛在被害人的年齡、喜好、資產狀況等信息,從而量身定制犯罪方法,導致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更新迭代速度極快,層出不窮,難以防范。開展宣傳教育活動,應將重點根植于在特定情境下對潛在被害人的宣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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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嚴重侵犯集體財產與公民個人財產,但其偵破困難、防控不易,對該類犯罪進行概念界定和特征研究,以現代化偵查的視野分析其偵查困境,在實務層面和偵查學理論層面都具有必要性。

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偵查面臨的困境

電子數據取證現狀與證明制度間的不適應性。電子數據與傳統證據不同,無法獨立證明案件的某項事實,而是作為一個整體證明案件的部分事實或主要事實。這也就導致偵查人員收集的電子數據能夠證明某犯罪團伙整體參與了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卻難以證明犯罪團伙中某位成員具體參與了犯罪的哪個部分以及其罪責的大小。

司法體系中,證明犯罪人的罪責需要通過印證,對于傳統的刑事犯罪,印證證明能夠保障被告人權利,維護司法公正。而對于電信網絡詐騙犯罪,面對海量的電子數據,一一印證某部分電子數據證明了某位被告人的某項犯罪事實是否具有重復的可操作性。在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的偵查階段,偵查人員更傾向于提取能夠證明犯罪團伙犯罪事實以及犯罪金額的電子數據,而起訴、審判階段除這些電子數據外還要求能夠證明被告人罪數和罪責的電子數據,這一要求又與公安機關電子數據取證能力不足相沖突,偵查階段與起訴、審判階段存在明顯的不適應性。

犯罪智能化與偵查技術發展滯后的結構性沖突。對于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等新型網絡犯罪,偵查人員的數量不再是優勢的體現,技術才是決定性力量。網絡犯罪會在數字世界留下數十萬條電子數據,這些電子數據并不單獨反映某一案件事實,而是作為一個整體為案件事實提供證明。這就意味著偵查人員首先需要對海量的數據悉數提取,其次需要對提取的數據進行分析研判,將其轉換成能夠進入起訴和審判階段且具有證明能力的證據。這是人力難以完成的工作,需要通過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的幫助,以智慧偵查模式對抗新型網絡犯罪。

電子數據取證視野下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的偵查對策

偵查手段的優化。一是優化關于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證明路徑,實現對網絡黑灰產等關聯性犯罪的有效打擊。從刑法修正案(九)以及“兩高”《關于辦理非法利用信息網絡、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可知,只要偵查機關收集的證據能夠證明犯罪嫌疑人制造了如上的客觀違法事實,根據司法解釋,犯罪嫌疑人就達到了“明知”的程度。關于“情節嚴重”的偵查取證,只要犯罪嫌疑人因犯罪獲得的金額或信息網絡犯罪造成嚴重后果即可。

二是以大數據偵查模式實現對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的事前偵查。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發生于網絡環境中,犯罪證據以電子數據的形式分散于電子設備和互聯網,這類新型犯罪給偵查工作帶來了新挑戰,偵查工作必須樹立新思維,加以應對。網絡空間就像一個住宅區,里面既有受保護的私人空間,也存在大量公共空間。犯罪分子只要在網絡空間內活動,必然會在公共空間內留下“痕跡”,即電子數據。偵查機關應在這些公共空間內布建防控網絡,對犯罪分子將要進行的犯罪活動或正在進行但尚未被發現的犯罪活動進行識別,以實現事前偵查、占據偵查主動權的目的。

同時,開展反詐、防詐宣傳教育也應以大數據偵查的角度進行。通過大數據偵查模式下的宣傳教育,能最大限度地提高公民對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的識別能力和識別可能性。

制度層面的構建。一是完善遠程電子數據取證制度。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等網絡犯罪案件的偵查中經常涉及對電子數據的遠程提取,而遠程電子數據取證主要涉及以下問題:遠程勘驗的行為定性;技術偵查適用的規范。遠程電子數據取證在查處電詐等網絡犯罪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需要對相關制度規定進一步完善。比如,“兩高一部”《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審查判斷電子數據等若干問題的規定》(下稱《規定》)中對公安機關跨境收集電子數據的行為定性為遠程勘驗,作出了明確規定。在跨境電子數據取證領域,要對相應技術偵查進一步作出規定,并設立嚴格的監督機制以規范技術偵查措施。

二是強化偵查機關對企業的電子數據取證權!兑幎ā返3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有權依法向有關單位和個人收集、調取電子數據。有關單位和個人應當如實提供。該條規定屬于強制性規定,卻未規定有關單位和個人若拒絕提供或提供虛假的電子數據應承擔怎樣的法律后果,導致該規定在司法實踐中難以得到有效落實。筆者認為,既然對司法機關電子數據取證權的規定是強制性規定,也應當在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條規定范圍之下,明確規定對拒不提供電子數據或提供虛假電子數據的有關單位和個人的處罰。

同時,為保證該項強制性權力不被濫用,相關法律也應明確規定司法機關電子數據取證權的運用條件、必要限度以及超出限度后的法律后果。相較于傳統的偵查取證措施,電子數據取證更易造成對公民隱私權的侵犯,因此必須強調其依法適用;而一旦在法定的必要情況下決定采用電子數據取證措施,必須強調該項權力的權威性。通過法律明確賦予并規范偵查機關對企業的電子數據取證權,既強調了權力的強制性,也體現了行使權力的規范性。

因此,有必要通過法律規制使電子數據取證權穩定運行,避免其成為一項虛設的權力,同時最大限度規范其具體運行。

來源: 作者:西南政法大學 胡爾貴 費鴻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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